我以为我的身体是玻璃做的：一段消失的妄想史

1393 年的冬天，巴黎。

一位宫廷裁缝正把铁棒一根根缝进国王的外套里衬。不是盔甲——国王不需要盔甲。这是一件普通的双排扣上衣。铁棒是为了撑住身体的轮廓，让整个结构保持刚硬。

国王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。

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妄想

玻璃妄想症（Glass Delusion） 不是传说，也不是文学比喻。它在 1440 年到 1860 年间留有真实的医学记录，患者遍及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，各自描述着同一种确信：

有人相信自己的臀部是玻璃窗格
有人相信自己的形状是一只玻璃瓶，晚上睡在稻草里，害怕倾斜后把自己的内容「倒出来」
有人相信自己的脚是玻璃的，拒绝行走
还有一人，试图跳进玻璃匠的熔炉——不是为了结束生命，而是为了「成为」一只长颈玻璃瓶

医学史家吉尔·斯皮克（Gill Speak）在 1990 年的研究里将这些案例汇编成册，称之为「一种奇异的忧郁」。

法王查理六世

历史上最早、也最著名的案例，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（Charles VI），人称「深情者」。

他的崩溃有三个节点：

1392 年 8 月，森林里的遭遇——出征途中，一名赤脚麻风病人从树林中冲出，抓住他的马缰：「回头，你被出卖了！」正午的热浪里，一名侍从失手掉落长矛，金属撞击声沿队列传开。查理拔剑尖叫，连续刺杀四名骑士，直到被人扯下马背。他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。

1393 年 1 月，燃烧的舞会——他举办了一场冬季化装舞会。五名贵族扮作「野人」，亚麻服装涂满沥青，缀满亚麻丝，模拟毛发。一颗火星。沥青燃起，四人当场烧死。查理由姑母用裙裾扑灭得以幸存，站在散发焦发气味的废墟里，皮肤毫发无伤，全身发抖。那个夜晚后来被称为「燃烧者之舞」（Bal des Ardents）。

1393 年冬，铁棒护体——他命令裁缝在衣物里缝入铁棒，数周不出寝宫。正如教宗庇护二世所记载：「有时他以为自己是玻璃做的，不允许任何人碰触他。」

暴力，然后是火焰，然后是玻璃——仿佛身体需要先反复演习脆弱，才能最终落定这个比喻。

同一个妄想，三种用途

玻璃妄想症进入了欧洲的思想传统，被三位截然不同的人拿走，用于三件完全不同的事：

塞万提斯（1613）——写完《堂吉诃德》后，他出版了短篇故事集《模范小说》。第十一篇《玻璃学士》讲一个被人下了爱情药剂的法学生，高烧退后宣布：「我是玻璃做的，不是血肉之躯——因为玻璃是更精微的物质，灵魂通过它运作更为迅捷有效。」

但妙处在于：成了玻璃人的托马斯·罗达哈反而可以说真话了。他毫不遮掩地批评染黑胡须的男人，批评宰客的书商。有人问他如何止息嫉妒，他答：「去睡觉。睡着了你就和你嫉妒的人平等了。」塞万提斯生活在宗教裁判所笼罩下的西班牙——一个公开生活与私下生活之间的落差不是社交礼节、而是生死攸关的社会——一个身体彻底透明、无物可隐藏的人，占据的是最危险也最自由的位置。

笛卡尔（1641）——在《第一哲学沉思》里，笛卡尔要论证自己的哲学怀疑与疯子的妄想有根本区别。他写道：「若我怀疑这双手是否是我的，我必须把自己比作那些脑子坏掉的疯子——他们相信自己是国王、以为自己赤裸着却穿着紫色、以为自己是南瓜、或者是玻璃做的。这些人是疯子。」玻璃人在笛卡尔这里是理性的反面：一个绝对确信于某个完全错误之事的人，恰好用来划定理性与疯癫的边界。

福柯（1961）——三百年后，《疯癫与文明》里的福柯反手一击：笛卡尔并不是排除了玻璃人，他是借助了玻璃人。「那个以为自己是玻璃做的人并不是疯子……但如果他因此断定自己是脆弱的、危险的、必须保持静止……他才是疯的。」笛卡尔通过宣布玻璃人的思维无效，第一次划定了什么是「有效的思维」——把疯癫从理性的内部驱逐出去，以此确立了理性的边界。

同一个玻璃人，在三个人手里，成了三面不同的镜子。

阿雷桑德拉公主与玻璃钢琴

1849 年前后，巴伐利亚王室女儿阿雷桑德拉·阿玛利亚（Alexandra Amalie）发展出一个独特的妄想：她相信自己吞下了一架完整的玻璃大钢琴。不是她的身体变成了玻璃，而是她的身体里装着一架玻璃钢琴——琴弦、琴锤、琴框，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她的躯干里。

宫廷里有一对宽大的双扇门，宽到两个人可以同时通过而不必照面。阿雷桑德拉每次经过都会停下，侧身，小心翼翼地挤过去，确保不让肚子碰到门框。

在 19 世纪巴伐利亚宫廷，钢琴是衡量一个贵族女性的核心标尺——她的教养、她的婚配价值、她的社会可见性。每一个她这个阶层的年轻女性都被期待演奏。

阿雷桑德拉终身未婚，也从未演奏。

她一直在写作。那个无法不侧身穿门的女人，写了关于吉萨金字塔的文章，写了关于法兰克王朝早期居民的文章。她在 1875 年死于宫中，此时她已侧身穿过那道门二十五年。

妄想是痛苦的语言

人类学家马克·尼克特（Mark Nichter）在亚瑟·克莱曼（Arthur Kleinman）的文化医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「苦难文化惯用语」（idioms of distress）的概念：每个时代、每种文化，都会为无法言说的痛苦提供一套可识别的表达形式。

玻璃妄想症是这样一种惯用语——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惯用语。一个玻璃做的身体无法被送上战场，无法被嫁出去，无法被强迫履行宫廷生活的一切要求。这个妄想切实地做了某些工作。

当玻璃不再足够奇异，这个惯用语便失去了承载的力量。最后的案例出现在 1930 年代莱顿的一家精神病院。之后，玻璃人消失了。

但那种恐惧没有消失。它找到了新的载体：电报神经、X 射线穿透的肉体、一战炮弹的震荡波，以及精神科医生维克托·陶斯克（Viktor Tausk）在 1919 年记录的「影响机器」妄想——患者们相信看不见的机器正在向他们的颅内发送信号，阅读他们的私密思想，从远处控制他们的身体。那是用无线电时代的语言重新讲述的「我的身体不属于我」。

苦难没有改变。改变的只是当下最能承载它的那个比喻。

来源：Public Domain Review · Tamara Sanderson · 2026 年 3 月

References

1Fear and Fragility: The Glass Delusion and Its History — The Public Domain Review